全球再平衡亚洲赶美超欧仍是梦

全球再平衡 亚洲赶美超欧“仍是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在再平衡过程中兴起了一种“换岗”说法：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替代欧美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对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近日在复旦大学主办的2014上海论坛中语出惊人。华民称：“亚洲的经济增长达不到欧美的境界，可持续性很低。”

华民指出，欧洲人花了两百到三百年及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变革奠定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而“穷追猛赶”的亚洲忽略了社会的变革。若是装个扩声器，料将惊醒不少酣睡在“赶美超欧”美梦中的新兴市场人士。　　兴起的亚洲，矛盾的增长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经济率先崛起，7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腾飞，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印度对外开放，随后亚洲经济开始兴起，亚洲成为新兴经济体集团中规模最大的区域。　　然而，亚洲持续增长的时间较之欧美明显缩短。华民举例称，日本经济基本在上世纪50年代后就开始衰退；改革开放35年后的中国经济目前亦出现拐点，未来中国的增长趋势扑朔迷离。　　“我们甚至不知道目前的人民币贬值会否持续？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裂？中国会否重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句反问句表达了华民对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　　“亚洲经济增长没有摆脱历史增长的痕迹，其独具的特点也制约了其成长。”华民指出亚洲增长的三大结构性特点：一、赶超型(catch-up)，多由政府主导，若财富无法汇聚于人民，就好比没有鸡尾酒的鸡尾酒会，完全没意义；二、严重外生性(即资源稀缺性)，在全球的产值分工链里，研发和设计在发达国家，而加工组装在亚洲，销售市场在国外，并且依赖于资源进口，这给亚洲经济造成了很大约束；三、禀赋(即资源)相似性强，产品可替代性催生了相互竞争性的格局，因此“区域合作”有时只能是“逢场作戏”。　　随着经济的增长，亚洲国家内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正不断加剧。区域合作的重重阻碍究竟缘起何处？　　华民表示，首先，文化多元化，亚洲有各样宗教，很难形成共识；第二，亚洲不同于北美、欧洲大陆，其地理都由岛屿、海洋把亚洲分隔了，导致要素难以流动；第三，产业替代率很高，这阻止了区域经济合作，无法产生像美国、欧洲这样通货区可以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也让亚洲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落后和创造性缺失也阻碍了亚洲持续迈进的步伐。　　华民表示，亚洲国家基本上靠成本竞争，一旦成本提升就会失去竞争力。近代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腐蚀了人民的创造性，且现代技术大部分是引进的，一旦亚洲国家进入前沿时就会止步不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消费驱动增长是“因果倒置”？　　“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亚洲或中国式结构改革的出发点。然而，华民却称，消费不是带动增长的动因，而是经济增长的果实。　　他指出，首先老百姓得有活干、有钱，然后才能消费。中国政府多年来欲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并未出现任何转机。　　华民剑指两大“消费”症结：没有完成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农民占人口比重大)，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无法上升；没有一个高品质的消费市场，国内的消费意愿就无法驱动，只得眼睁睁看着海外购物狂潮。　　此外，华民表示：“凡是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只是纯粹交易，不会拉动经济增长，最后一定是泡沫。”　　亚洲究竟如何突破增长瓶颈？华民指出三大行动：一、政府行动，即控制成本、控制地价，提高生产率；二、社会行动，即亚洲需要完成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欧洲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亚洲人必须要走；三、区域行动，尽管由于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等的天然屏障，亚洲区域共同体很难建立，但却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防止亚洲不同国家间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以此维护亚洲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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